年过九旬的病理科“老侦探”

　　医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为“医生的医生”，也被誉为医生中的“侦探”，他们就是病理科医生。在北京的“病理圈”里，有一位年过九旬依然天天工作的“老侦探”，她就是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首任主任——王泰龄教授。

　　“显微镜和切片是最爱”

　　病理科是一个很少与患者直接打交道的科室，有些人听到病理科就会想到检验科，“验血的吧？”也有人会理解为病历科，“可以复印病历吧？”其实，病理科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不仅可以为临床提供明确的病理诊断，确定疾病的性质，还可以查明死亡原因。

　　病理的奇妙之处，也是吸引王泰龄走入病理圈的主要原因。王泰龄中学毕业后考入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当年学医还是受到我父母的好友、北京协和医院刘士豪教授的影响。”1948年，王泰龄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师从著名病理学家胡正祥教授，“那时，我经常代表病理科去介绍病理诊断的情况，那么多的大专家都听我一个小大夫的报告，让我感觉到病理科确实非常重要。”1953年，王泰龄被调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参与创建临床学院病理科。1984年，她又回到北京，到刚刚建院的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担任首任主任。

　　在病理科工作几十年，每天工作就是和病理切片、显微镜打交道，外人看来这就是一项重复性极强的枯燥工作，对于王泰龄来说，却充满了无穷乐趣。王泰龄教授的办公室里有两台显微镜，她摸着显微镜告诉记者，“我最喜欢显微镜，最喜欢看切片。”每张同样大小的病理切片，在王泰龄看来都充满了无穷的奥秘，“你看，一张片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临床诊断、科研探索、教学指导……”

　　“再年轻10岁就好了”

　　王泰龄教授对病理事业的热爱，影响着科室里的每一个人。每天早上8点，她会准时来到病理科上班，参加会诊；周末也会腾出半天时间来科里转转。“我就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再年轻10岁就好了。”医学需要终身学习。从医70多年来，王泰龄教授从来不敢放松自己的学习，即使现在已经93岁，她依然时刻在关注病理学及其他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和进展。

　　很多人夸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找到疾病的元凶，但王泰龄教授从来没有想过“吃老本”，她笑眯眯地说：“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不能拿过去的资料给学生们讲课。”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经常举行培训，每次讲课前，王泰龄都会针对学员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给完全没有临床经验的学生讲课、给在病理科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前来进修的医生讲课，内容不能一样。”天天工作，天天学习，但王泰龄还是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如今，病理科面临着病理医生匮乏的问题，王泰龄特别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病理人才。“病理不能落后于临床需要，这是我最着急的。”

　　方寸之间显智慧

　　近年来，王泰龄致力于肝病病理的临床诊断和研究工作。20世纪90年代，她先后为我国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重型肝炎、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等的病理诊断标准。

　　记者采访当天，王泰龄的办公桌上摆着十多份全国各地寄来的肝病病理切片和会诊申请单。而回复的一份份会诊报告，是病理科的多位同事共同努力多日的成果。王泰龄说，很多患者特别着急出报告，但是一份病理报告在标本采集之后，还需要一系列的程序：首先要进行脱水、浸蜡等相关处理，这个过程最快也需要一夜；之后再用蜡进行包埋，制成蜡块，切成3至5微米的薄片，染色之后形成切片；完成这些基础工作之后，病理科医生的“侦探”作用就要发挥出来了：病理科医生要在显微镜下观察这块玻璃片，一名病理科医生要面临各个病种——病理诊断5000余个，疾病形态特征数以万计。举个例子：如果送检的是肿瘤标本，病理科医生要判断良性恶性；如果是恶性，到底是哪种类型的肿瘤，如何分期，都需要病理科医生来给出最重要的参考意见。

　　呈现在病理科医生面前的切片，有效部分不过1平方厘米。方寸之间，考验的是病理科医生的智慧。方寸之外，是病理科医生深厚扎实的阅片功底和永不懈怠的学习劲头。如今每个工作日，90多岁的王泰龄都坐在显微镜前观察充满乐趣的微观世界，70多年前她就这样坐在显微镜前观察切片，直到今天，显微镜和切片依然是她的最爱。她爱这切片中的无数红浆蓝核，她爱那千奇百怪的结构特点，她爱从中的抽丝剥茧，为患者理出病因下出诊断，为外科画定手术界线，为内科用药指明方向。

　　本报记者 贾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