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堕胎、没有劈腿、没有车祸，也能叫青春电影？

　　“三无”青春片《过春天》

　　“走水”少女的精神史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行

　　没有堕胎、没有劈腿、没有车祸，《过春天》给观众带来了另一种“青春成长”电影的样貌。

　　电影以“单非”家庭(夫妻一方非香港身份)的孩子佩佩为主视角出发，讲述了其家庭、朋友，呈现出一段颇有冒险意味的青春故事：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深圳和香港，特殊的地域关系使当地滋生出庞大的“水客”生意。生于“单非家庭”的佩佩，每天一大早从深圳过关到香港，搭港铁去上学，傍晚放学再回到深圳。她在深圳有家没朋友，在香港有校园生活，却没有家。一边是生活的迷茫，一边是身份的认同，为实现与闺蜜去日本看雪的愿望，她内心的冲动被点燃，由此展开一段冒险“走水”的青春故事。

　　该片在2018年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并提名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青年单元最佳影片单元。平遥电影展组委会给予《过春天》的颁奖词写道：白雪导演的《过春天》是一部优秀的类型片，其独到的力度与新颖的题材，引人入胜，令人信服，讲述了中国的当下和明天。

　　自2007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以后的十年间，白雪结婚，生子，跑剧组，拍短片，但有一个标签一直贴在她身上：一个写不出剧本的待业主妇。电脑的文件夹里躺着十几个剧本，但都停留在大纲阶段。

　　2013年，她考入母校导演系读艺术硕士，因为硕士需要一部长片作为毕业作品，她几经辗转，才确定了《过春天》这个聚焦于“单非”家庭孩子“走水”的题材。

　　起初，来自香港的同学写了一个13岁跨境学童的故事，这给了白雪启发。顺着这个方向，两年时间，她不断往返于北京、深圳、香港等地采访，一步步寻找剧本的主题。

　　有次，她问一位“单非”家庭的女孩，你觉得你是哪里人？对方眼神躲闪着，回答她，“我有香港身份。”她们内心深处有一些顾忌，深到她们自己都不想去触碰，如此种种都让白雪起了恻隐之心。

　　“跨境学童这个题材比较好。因为我觉得这类人物身上兼备两种地域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的矛盾，他每天要这样往返，我直觉，这里面一定会有能够挖掘出来有意思的人和事。做第一个电影，我也希望能够写一个跟塑造人物有关的题材。我花了两年时间去这两个地方采访，把这个故事慢慢地丰满起来。现在素材都有了，写他们如何融入香港社会吗？政治？时局？都不是我想说的。我只想说在这个地方的人们是怎么活着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容易。”白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那个气氛还是挺惊恐的”

　　白雪的中学时代是跟随父母在深圳度过的。父亲是1990年代从体制内离开，到南方淘金的第一批人，当时的工资是内地的十倍。后来，白雪和母亲到深圳投奔父亲。她记得，第一次从老家兰州来到广州，刚下火车，父亲带她逛街，她震惊于那里的繁华，到了深圳后，看到田地上的水牛，她觉得跟西北农村没什么两样。

　　2015年，为剧本来深圳、香港做调研，对白雪来说，就是回家。每次飞到广州，就会让白雪觉得离剧本中人物的世界特别近，在深圳写剧本也比在北京更有感觉。

　　深圳和香港，每天都要往返百万人。早上6: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准时奏响，随后，通往香港的深圳罗湖口岸的铁闸缓缓开启，人群开始涌入。跟随成年人一起涌入闸口的，还有一群身穿各色香港校服的小朋友，他们就是跨境学童。

　　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来自单非家庭和双非家庭。家长们的普遍想法是把小孩生在香港，拿到香港身份证，可以在香港受教育、享受那里的福利。

　　因为昂贵的房价，家长们往往选择居住在深圳，让小孩每天往返两地读书。早上7点到8点之间，口岸为学生开设了特别通关通道，让孩子们早上可以节约不少通关时间。尽管如此，单程两个小时车程，对孩子们来说也是种“冒险”。

　　罗湖村，距离罗湖口岸仅一步之遥，通关方便，因此居民鱼龙混杂，香港人、内地人、外国人，各种肤色，来来往往、大包小包，川流不息。虽然是“村”，事实上已经绝非原始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层公寓、酒店、餐厅和设施齐全的娱乐场所。深圳的另一座口岸——黄岗口岸附近的皇岗村和罗湖村非常相似，俨然自成体系的小社会。

　　这些村里的居民都或多或少与香港发生着联系，有些居民，每天的工作就如蚂蚁搬家，从香港往深圳倒买倒卖各种货物，包括奶粉、纸尿裤、香烟、护肤品等等各种生活用品。村里的大小空地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开始聚集大批从香港返回、交易手中货物的人群， 这些人就是常说的“水客”。“过春天”是水客们“走水”的行话。

　　因为游走在法律边缘，白雪在前期采访时，经常被水客拒绝。后来，白雪只能通过熟人介绍才找到几个“业内人士”。

　　电影里的水客一姐，一头紫色短发的“花姐”的原型就是白雪在水货市场上看到的。电影中，展现的“走水”方式有放到行李箱、书包里，绑在身上，通过河上船运等常见方式。白雪还听到通过地下隧道等更神奇的方式。

　　在后来拍摄过海关戏份时，剧组并没有另外搭建场景，而是直接在真实场景拍摄。不拍摄的时候，他们会在旁边看海关检查行人。有一次，他们看到海关查获一个年轻人一背包的苹果手机，年轻人“脸都绿了”。还有一次在福田口岸，就在白雪身后，两个人拉着行李箱跑过，紧接着，海关武警就冲上去抓人，“那个气氛还是挺惊恐的”。

　　“对题材的把握，我也有一定的敏感度”

　　前期采访的时候，在与“单非”“双非”家庭、学生、水客、海关缉私人员等等沟通后，白雪了解到香港繁华背后的一面。

　　在罗湖口岸设有一个跨境学童服务中心，这个中心是为了帮助跨境学童和家长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来自香港的负责人告诉白雪，有一个小男孩，每天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衣，邋里邋遢地混迹于跨境学童的队伍中，上学经常迟到，还不做功课。邻居发现他独自坐在楼道里，将其带到罗湖跨境学童办服务中心。经调查后得知，男孩爸爸是香港人，几乎不回家，妈妈只丢给孩子一些钱，每日不知所踪。男孩几乎是独自生活，行为和心理也渐渐扭曲。

　　这个男孩的问题并不少见。目前，每天往返香港读书的深港跨境学童有3万左右，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这批孩子或多或少都有“我是哪里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电影中的佩佩就是这样，她的生活圈不会超过旺角，更不会到港岛。

　　近十几年，有超过20万“双非”家庭的婴儿在香港诞生。这些“双非”小孩长大之后，可以和“单非”家庭小孩一样，选择跨境上学。因为跨境学童猛增，香港幼教资源开始短缺，引起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新矛盾：如何限制内地孕妇赴港生子。

　　“我其实是避开了这个矛盾最激烈的点去讲故事，这个电影特殊之处就在于从电影本体上来说，是写了一个小孩干一件冒险的事情，从电影观感上来说，它也是有情节的起伏。从另外一个社会的维度上，它又不是单纯的青少年故事。对题材的把握，我也有一定的敏感度。这个话题其实是可以蔓延开去的，跨境儿童的教育、生活等很多问题发生后，有些家长们其实是后悔的，但孩子要放弃香港身份，转拿内地身份也很难。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我没有选择这个点，因为挺难拿捏的。”白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就是这个时代的切片”

　　关于电影中表达“自我认同”的部分，白雪坦言，她自己也有这种困惑。她出生在兰州，长在深圳，现在结婚生子，在北京生活，但没有北京户口。“我觉得这就是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个普遍问题，现在有很多孩子，很小就去了国外念书，那我觉得他们身上同样会有这个问题的产生。”白雪说。

　　电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起初，在对父母的反叛中，佩佩遇到的契机是“走水”。这是为了赚钱，跟朋友去日本看雪，但她在走私团队中逐渐找到了认同感和归属感。

　　经历过东窗事发、取保候审后，妈妈依然爱她如初，两人和解。电影尾声，佩佩带妈妈登上了香港山顶，那显然是妈妈第一次从这个角度鸟瞰香港全貌，说了句“这就是香港啊”，这时，天空竟然飘落了雪花。“这个结局是我很喜欢的，佩佩能够坦然正视自己的身份，还能够继续要抓住一些美好的东西，努力积极地去面对日后的人生，这个是很重要的。”

　　提起没拍电影的十年，白雪的关键词是“迷茫”“焦虑”“不安”。但心里面想要拍电影的那个梦，从来都没有磨灭过。“可是一方面基于现实，其实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你去做。另外一个就是无论怎么样，想要进入电影这行，你还是要凭自己的剧本，但是那时候我对于这个世界，包括电影的认知是没有那么成熟的。所以我觉得怨不得任何人。总是要有一个时机，到了那个节点，可能你所有的东西都积攒到了那个不得不说的时候，他就会爆发出来。”白雪说。

　　在柏林电影节放映后，一位观众说，白雪应该非常爱深圳和香港，这令她特别感动，因为观众真的是看到了她这些“情感的部分”。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她说她在深圳长大，看到很多这样的女孩，像双栖的鸟，在两地徘徊。“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青春成长片，但是这绝不仅关于青春，关于成长。透过佩佩这个女孩子，一个身份特殊的集合体。以她作为切入点，深深地在这个时代切了一刀，她就是这个时代的切片。”白雪说。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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