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并非要表达一种道德优越感,作为博士生群体中的一员,我也同样面临发表2篇C刊(即人文社科期刊中的南大核心期刊)的压力。断断续续给众多期刊投稿一年多,没有收到任何录用通知,要么很快被退稿,要么一直杳无音讯,这种隐隐的焦虑,从入学那天起一直伴随。
我注意到,《中国青年报》青年之声3月29日《读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一文中,受访的博士生几乎大都在“诉苦”。其实,现实中身边也不乏类似的抱怨,“很多教授都做不到,凭什么让我们发C刊?”“有些期刊根本不收博士生的文章,第一作者都要教授。”“编辑连看都不看,直接退稿了。”“有期刊投了一年了,没有任何回复,就这样拖着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审稿,难道都给‘关系稿’留着版面吗?”……说起发论文,博士生们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几乎都对当前的评价标准感到不满,当然,一些抱怨中也夹杂着个人偏见、情绪化表达。
当下,高校对博士毕业发表C刊论文的要求并未达成一致,少数高校虽然取消了发表C刊的要求,但大部分高校在岗位招聘时依然看重C刊的发表数量,鉴于不少文科博士生就业首选仍然是高校,“C刊发文”终究是无法逃避的“大山”,仅有一篇毕业论文,根本没有竞争力。
有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博士预计毕业人数是16.9万人,最后毕业人数是5.8万人,未正常毕业率高达65.7%,而2016年博士未正常毕业率则是66%。博士扩招,文科C刊版面有限,高校教师职称晋升也有发论文的刚需,僧多粥少,水涨船高,在读博士延期毕业已是常态。
事实上,当前单一的学术评价标准也屡遭学术界诟病。文科的学术成果究竟该如何评价才算完全合理,已背离初衷的评价方式又该如何逆转,说起来虽然头头是道,但实施起来也并不能保证完全“不走样”。
我以为,即使高校调整“游戏规则”,采取多元评价方式,也并不代表就会降低标准,任何设定的“杠杠”都会成为部分人的“拦路虎”,大家“混一混”都能乐乐呵呵、轻轻松松毕业的话,无异于自杀式地“戕害”博士教育质量。
然而,抱怨多了,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平心而论,资源竞争从参加高考时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教育金字塔最顶层——博士阶段,竞争强烈加剧更是一种必然,优胜劣汰、生存竞争是常理,现实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如愿以偿。据了解,在欧美一些国家,博士毕业的难度甚至比国内还要大,与国内高校只看结果相比,国外高校更注重过程考核,不仅在读年限长,淘汰率也很高,这种压力直接导致很多人根本无法承受。
也要看到,再恶劣的竞争环境,总有人能把“游戏规则”玩转在股掌之间,文科专业中,硕士生在C刊发表论文的不是没有,理工科更不乏“牛人”。当然,这样的人仅属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不是天资聪颖,也没有敏锐的学术感知力,要想在学术资源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只能靠比其他人多“吃苦”,靠加倍努力来补偿。
上学期,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抱怨,他一个就读博三的学生回校见他,谈及毕业论文进展情况、所提出的问题等,几乎没有任何长进,和上次见面差不多,这让他对这个学生感到失望,离校这段时间根本没认真看书,延期毕业成定局。
按照一些文科专业的培养安排,第一年前两个学期修学分上课,第三学期在毕业论文开题后,就开始“放羊”了,有的出国参加项目交流,有的回去兼职,还有的待在学校,大家各忙各的,不会像有的工科那样,天天还要打卡,在实验室待着,甚至有“老板”监督、给导师打工,博士最长修读年限是7年,文科专业可支配的时间相对宽裕。
其实,每个专业都有按期、延期甚至无法毕业等多种情况,能不能早些毕业,个人专业素养、自我约束力、努力程度、导师的能力和责任心等都是影响因素。困难面前,总有人会放松自己、败下阵来,也总有人对自己严格要求、迎难而上。
我认识两位工科专业的博士朋友,今年都能按期毕业,他们都有家庭和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在职的,平时还要平衡工作和外地读博的关系,问及小论文发表情况,他们都已发表超出学校要求的数量。当然,专业不同,并不具备可比性,但他们专业的竞争恐怕并不比我们轻松多少,发表论文的数量也能说明一个人的努力程度。
“诉苦”算是一种求得关注和心理上的宣泄,然而,他人若没经历过,对于读博的“苦闷”也根本无法真正感同身受。要知道,没人在乎你背后的努力和痛苦,人们只会关注你成功与否的结局。博士群体中有年轻的,也有中年的,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面对压力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方式也不同。作为成年人,既然选择了读博,就要做好充分地心理准备,积极面对残酷竞争,与其多“诉苦”,不如多“吃苦”,早作规划,努力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