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自述》：“欢乐使者”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既然选择了幽默的职业特色，就应该不遗余力地为这个世界创作欢乐。

　　——姜昆

　　(文/董大可)姜昆先生又出书了，这次是“自述”，比“自传”涉及的面要宽一点，也更加随意一些。在轻松自如的侃侃而谈之中，不知不觉地、就多讲了一些深深埋藏在心中几十年、欣逢盛世、无所顾忌、脱口而出的悄悄话。一如既往、淋漓尽致地挥洒着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天赋和真性情，让阅读、成为一种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休闲与享受……

　　我们这代人，是在有了一定社会阅历和见解的时候，姜昆才开始闯入大家的精神生活之中的。

　　也正因为如此，看他的自述，常常成为点燃我们往昔激情的那根小火柴，再次照亮时代变迁的足迹。从前，那条模糊的小路，竟然也会一下子、就显得异常清晰……

　　我这个人，看书、喜欢“挑食”，没什么规矩。哪个小标题讨喜养眼，就先看看。如果觉得一些章节有点儿“别别窍”、与众不同，那就更是无条件、直接让它享受“提前加塞”的待遇。至于，什么时空顺序、什么内在逻辑考量。对不起，暂时统统放一边……

　　这位1950年生人的姜昆先生，早在2017年10月21日，便以“古稀自述”洋洋得意，且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按中国阴历计算，至少差点儿。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题目好，因为这辈子做了许多超前的事，不在乎这一次半次的。”

　　超前的事情。还，这辈子做了许多……

　　瞧瞧：调侃是假，自夸是真。不显山不显水、轻松愉快、高开高走，全书的基调、就这么兜出来啦。

　　这篇“古稀自述”，透着过来人“看开一切、无所忌讳”的豁达、淡定，乃至“以诙谐的语调自我揶揄”，就连四十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时，那种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窘态，也是一副“风轻云淡说苦难”的从容!

　　没有埋怨、更没有刻意煽情……

　　远、中、近、特，推、拉、摇、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经典场景中的经典细节。就像“电视连续剧文学脚本的分镜头”那样，“画面感”、堪称超一流：

　　“我从北大荒回北京，一个破铺盖卷儿，一个我妈的嫁妆——小破羊皮箱子。我身上穿的蓝制服，五个扣子四个颜色，脚下的两只袜子是一样一只，那两只找不着了，只好让他们‘重新组合’。”

　　姜昆，这个曾几何时的“时代宠儿”，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如今，居然“讨了便宜还卖乖”：

　　“我曾经想过，以后不说相声，就在家里写文章，写我的前半生;写在兵团怎么‘逃跑’，怎么‘劳改’的;写我帮李文华与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合影，却忘了给自己拍一张合影;写在宝岛见张学良，我们怎么说了一下午笑话;写老布什总统怎么给我的书提意见——‘你写的书中国字太多，我有点看不懂’;写几代领导对相声艺术的关怀;写老百姓对相声艺术的热爱。可是67岁的时候，我还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蹦哒’，现在正准备70岁再‘蹦哒’一回呢!老天爷，什么时候是头呀!

　　得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想起几年前方小英老师在文联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她说∶‘我90岁了，但是我觉得，就像一场足球赛，我刚完成上半场，下半场还没有开始呢!’当时，我为她鼓掌，手都疼了。多豁达的胸怀，多棒的人生理念!用量子力学的新观念看，思想不老，人且活着呢!好，离上半场的哨声还有20年呢，您忙您的，我先使劲儿拼着。”

　　六年前，姜昆先生一展自己心迹的题词：快乐向上

　　听听、听听，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嬉皮笑脸的“霸蛮精神”，着实让人刮目相看!

　　其实，干好事，干那些让“历史虚无主义者”面红耳赤、羞愧不已、无地自容的好事，当然是要理直气壮，当然就是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这股劲儿!

　　不少朋友私下议论过，都说姜昆运气好，赶上了。

　　可这次，我们有机会通过白纸黑字，图文并茂、有凭有据，厚厚一大本、五十多万字的《姜昆自述》，愣是见识了姜昆先生自揭“当年走麦城”老底的勇气!那些年头，可不是一般、二般地“背”。

　　十四岁时，在中学写了入团申请书，团干部一句“出身都得从爷爷算!”，让姜昆彻底蒙圈了：

　　“我愣住了，因为我知道那时候这样的出身对人意味着什么。我竭力分辩，说我爷爷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资本家，解放以前买卖就倒闭了，他的财产只是一点点儿。还告诉他，我的叔叔、姑姑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全是党的干部。‘甭管怎么说，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茫然了，心里罩上了阴影。在中学，我是学生会文艺部的负责人。我们灯市口中学是男校，在男校里搞文艺，经常遭到一些伙伴们的冷嘲热讽。你组织跳集体舞，他们说你像‘假媳妇’。你带着学唱歌，他们跟着瞎编词儿。我们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他们在后面接‘卖冰棍的对我嚷嚷’。可这一切我从来都是泰然处之。我带着腰鼓队参加了‘国庆狂欢’的活动;学校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我戴着白手套指挥。搞这些活动，我的心中总有一团火，因为我爱艺术。可是，自从我的出身由父亲改到爷爷那儿，一下子把我的这点火给扑灭了。我不敢再出头，不敢再组织这组织那了。”

　　“在兵团的时候，我一心想当演员，人家嫌我出身不好，不要我，我就拼命写剧本。不让我上台，我在幕后行不行?煤油灯下，我找来连队队部‘偷’来的不许我们看的报纸——《参考消息》，根据上面的文章《越南九号公路大捷》，瞎编了一个越南军民抗击美国鬼子的故事。拿着这块‘敲门砖’，‘违纪逃跑’到济南军区文工团投考，后来让人给轰了回来。”

　　应该说，《我当相声演员之前》是一个非同凡响、起着奠基作用的篇章。它以敞开心扉、极为坦诚，既不“紧随时代摇摆、反复回头修改”，也不刻意隐瞒和掩饰“真实社会历史阶段中真实个人内心情感”的姿态，为读者高度认同《姜昆自述》的真诚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个怀疑一切、经常下意识“习惯性”地“把人往坏处想”、动辄上纲上线的浓郁社会风气中，姜昆的经历，特别具备一种“文明自省”中以史为镜的作用。这既是他的个人际遇，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永难忘怀、得以托举起“凤凰涅槃史”、值得牢牢记取的可贵精神财富。也是华夏民族勇敢面对历史，不断总结、自我纠偏、努力提高、快速进步，由衷让人敬重的地方……

　　在我的眼中，这位有着“保尔·柯察金”影子，满怀理想和一腔热血，不愿向命运低头、不断“野蛮生长”的文艺青年，就像顶开石板、从缝隙里顽强钻出来的小苗一样，在风吹雨打中茁壮地成长为参天大树……

　　他将自己的“人生命运轨迹”，如此不加修饰、行云流水般地展示，为我们日后的厘清，提供了最具原始生命力的隐秘线索：相声《如此照相》为什么能够一气呵成，从触发灵感、到创作、再到表演，那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和惟妙惟肖的再现，瞬间爆棚、斩获巨大成功。如今，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清晰、非常合情合理、非常令人信服的人物内在逻辑关系。

　　在我的心中，相声《如此照相》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帮助人民群众认识极左危害、在助力社会觉醒转型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都是可以比肩几年之后谢晋导演的“反思电影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过了几十年再回头看，不胜感慨……

　　我认为，相声《如此照相》的超群之处就在于，它完全不同于《帽子工厂》等作品，而是严格界定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总基调前提之下，对极左思潮影响下“近乎变态的形式主义”，对“幼稚的狂热、盲目的虔诚、多余的愤慨、善良的顺从”，那种“人被人愚弄”的荒诞不经，既有无情的讽刺、又有尖锐的批评，却丝毫没有敌意的“自我刮骨疗毒”!这在人类历史的“文明自省”进程中，最为难得、也最为需要的!

　　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容易被忽视，却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潜移默化，有效减轻社会进步中“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在改革中避免造成社会情绪上的过度对立和人为的社会撕裂。作为“缓冲器”，以大家都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适当化解和削弱“沉淀已久”的“心理排斥与历史积怨”，在笑声中欣然接受这些“极其可贵”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华夏民族博大胸怀所独有的、那种“虽然辛辣，却只有中肯、没有敌意”的，与荒谬彻底决裂，深入骨髓、触及灵魂、告别极左的历史大反思!

　　既十分巧妙、又非常成功地“以毒攻毒”，借助“艺术上的放大功能，将荒唐推向极致”，去破除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始终阴魂不散、非常顽固、难以驱离的，荒唐理念支配下的“荒唐魔咒”。

　　《如此照相》用夸张、荒诞、黑色幽默的手法，从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又在传统相声表演艺术手段的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肢体语言以及人物造型的独特作用。不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更是空前绝后、在世界上具有唯一性的、不可复制与再生地、“妙”于生活。将“形式为内容服务”、“能够自然妥帖地为‘目的’服务的手段，才是好手段”等等理念，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我看来，也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自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开始困扰人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试错，付出过不小成本，越来越亟待妥善解决的重大社会课题，在“相声艺术”领域里，一次自觉或不自觉、极为有益的可贵探索……它更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伟大民族，在反反复复“文明自省”的历史摸索前行进程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逐步走向理性与成熟、产生巨大共鸣前提之下，发生“质变”的一个突出和醒目的重要标志!

　　姜昆先生所赠之“像”，那极简的漫画笔触，将艺术创作中苦思冥想时、陶醉其中的那一丝快感，渲染得旁若无人、如痴如醉。而更加相得益彰、堪称一绝的，则是：搂腰搭肩墨酣处，金蛇狂舞“姜”天下。

　　实不相瞒，在中国相声界，我很敬重、同时也最感兴趣的，就是侯宝林与李文华。

　　我早先曾经琢磨过这两位相声艺术大师的异同之处：一位是来自旧社会的最底层，而另一位则是来自新社会的最基层。他们骨子里在精神气质上，都与中国城市里最广大的老百姓，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心灵相通，在情感和语言上都非常接地气。他们的相声艺术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深受人们发自内心的喜爱。

　　虽然，两者在艺术起步时，早已是新旧两重天，但他们的共性还是极为突出的：

　　如果仔细回味和对比，就会发现侯宝林和李文华，都没有相声界常见的那种“将自贬自嘲作为笑声源泉”，“拿自己，乃至家人和亲朋开涮”的顽疾陋习。而是拥有一种“不卑不亢、自尊自强的人格魅力”，立足于靠精湛、老道的“相声语言艺术本身的魔力”去感染观众。

　　实不相瞒，这恰恰是我最为看重的一点。那是一种有资格配得上“真正艺术家”称谓，出污泥而不染的凛然正气和铮铮傲骨……

　　可以说，正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尊严和骨气”，成为深深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戴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他们的身上，观众也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因此，我更想从这部《姜昆自述》中，找到第一手的、真实准确、令人信服的幕后答案!

　　“想起了1977年在‘广交会’上马季老师对港澳记者团说的一段话：对旧相声来说，侯宝林先生是一个叛逆者，他摒弃了低级、庸俗的谈吐，融进去清新、高雅的格调。我向他学习，不仅学习艺术，也学习了这种叛逆的精神。着重于歌颂，不拘泥于旧的表演程式，带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来。”

　　侯宝林与马季的相声本质，仅凭这几句“言简意赅”之语，顿时就能一目了然、清澈见底!

　　那么，李文华呢……

　　在《姜昆自述》第二章“亲朋”，其中第四篇《太爱相声的李文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鲜活的记忆着实让人感慨万千、意味深长!

　　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再也不可能重现的社会历史场景和人际关系，犹如一块块印痕清晰、坚硬无比、永不退色的“文化活化石”，又让人们闻到了那些早已久违、难以再生，却依然熟悉的味道……

　　特别是，在开往张家口方向的列车上，李文华在餐车买了二两白酒，就着一包花生米和姜昆聊天的那些段落，将两代人拥有的“极为相近的文脉基因”，展示得格外传神：

　　"办你来说唱团时，是我搞的外调。咱们团设在广播部里，这里是一级保密单位，所以出身不能有问题，最起码得清楚。我和你爸爸聊了半天，知道你是隆福寺这儿，东四牌楼附近长大的。这地方我太熟了。冯乐福、孙宝才、王长友、王世臣都在这儿撂过地(一种摆地摊的表演)。我没事就去听‘蹭儿’(不给钱站在边儿上看艺人表演)。因为每天都和我爸爸上猪市大街等着找工作去。那儿原本是猪市，卖肉的，后来成了人市，失业的都在那儿等活儿。‘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我爸爸找着了活，我们就吃两天饭，找不着活儿，就饿两天。我是在东四牌楼小烟囱胡同那儿生的，后来搬到拐棒胡同。”

　　有几句，让人特别扎心。当年艺人真实的社会地位和境遇，乃至作品的格调，都一清二楚。原来，是这样的：

　　“我认的这点字儿全是小时候背《三字经》《千字文》得来的。也许是守着隆福寺，对相声、快板特感兴趣。大街上看着要饭的在店铺门口耍着牛骨头数来宝，准停脚，瘾头儿大了。那要饭的词儿编得好∶

　　‘我求掌柜的给了吧，时间长了你省不下。要省您从大处省，省个十顷带八顷，要算您从大处算，算个十万带八万。我老傻，也能算，算来算去要了饭。别看要饭耷拉头，要饭不在下九流……’

　　就这要饭的词儿，我听一遍准会，好像天生的穷命。8岁的时候，小日本鬼子到了北京。在灯市口有个教会学校，就是后来贝满女中的前身，在暑假的时候招生，穷孩子免费上学。我去了，踏踏实实地学了点儿知识，念了两个学期的书。有一天，大中午的，学校的同学们用大板凳在操场围了一个圈，忘记了是搞什么活动来着，我一看这个圆圈，想起隆福寺艺人撂地那场子来了，我不知上了哪股邪劲儿，跑到中间学起相声艺人高德明来了，我给同学们唱相声里的柳儿：

　　‘哐里个哐，哐里个哐，闲来无事我出趟城西，有一个古庙盖得出奇。里面住的不是僧来不是道，里面住的是一个小幼尼。’

　　那时候十来岁，哪儿懂学校的规矩?同学们听了也乐，我也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坏了，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师就站在旁边儿，大伙乐，他瞪眼睛。他把我叫了出来，问我哪儿学的。我说，隆福寺听来的，他说，我们学校教学生，不教要饭的。把我给轰出来了，轰出学校不敢回家，上哪儿去?干脆，上隆福寺听相声去!”

　　在新中国刚建立的前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国情：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盲。也就是说，侯宝林和李文华在当年拥有的文化，还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而生活里，低级趣味又恰恰是“苦中作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非常现实的国情，我们在包括回顾“二人转”发展历史的专题记录片里，从那些老艺人的口述中，都能得到非常真切的佐证……

　　接下来，“小济公”李文华的传奇就更有意思了：

　　“1946年，李文华当了七零兵工厂的油漆工。这个工厂在1949年就为解放军生产枪炮了，改名为五四七厂，也叫兴平机械厂。李老师爱相声，爱说唱，自然是工厂里的业余文艺骨干。在工厂当学徒工的时候，一身破衣服，总穿没有后跟的破鞋，又爱说爱唱，大家给他起外号叫‘小济公’，这个绰号一叫响，更增添了李文华本人的风趣色彩。1949年以后，李文华老师如鱼得水。他上夜校、补文化，到工人文化宫参加业余文化活动，演话剧、演京剧、说快板、说相声。1956年和1960年两次参加全国职工会演。第一次表演相声获一等奖，并结识了马季。第二次和董凤桐合作表演相声时，加演了一段刚刚由报纸改编的相声小段《艾克答西方记者问》，在大会造成轰动效果，一时间电台报纸一通报道。就是在1960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年事已高，准备告别舞台时，‘我是在两年之内，四请诸葛。’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老团长王力叶同志决定选李文华去接郭启儒老先生的班。”

　　实践出真知，不是科班、胜似科班。从最接地气的群众曲艺中摸爬滚打而来，才艺上的多面手，也称得上是艺不压身。如此广泛、频繁、活跃的基层历练，造就了李文华与普通群众之间在喜怒哀乐上，那种毫无隔阂、“与生俱来”的心心相通，以及表达这些感情时的如鱼得水、手到擒来。借用一句老话来形容，那就是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该往哪儿挠痒痒”!这既是对“天赋”的偏爱，更是对“磨砺”的褒奖。因此，能够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也就自在预料之中了……

　　换句话说，这种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下里巴人”、深深根植于劳苦大众之中的艺术形式，相声的内容和表演风格与做派，都是牢牢建立在社会最广大基层群众审美习惯和审美积淀与审美兴趣基础之上的。这也是艺术形式与审美基础之间，“鱼和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制约，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各自进进退退，不断相互影响与促进，共同“潮起潮涌往前赶”的过程。

　　我感觉，姜昆说起李文华，恐怕是感情色彩最浓厚的。也是姜昆先生对“相声”的社会本质、艺术特色，乃至对相声事业发展诸多瓶颈思考最深，最直言不讳、也最少顾忌的尽兴之文，处处彰显着那种毫不掩饰、喷涌而出的“真性情”：

　　“李文华太可爱了。他应该是相声一代人的骄傲。他没有正式拜过师，这在相声界会被认为不是正宗的传人。但相声界里连老带小，没有不尊重他的，任何一本相声史中，没有不提到他的。他与侯宝林、马季、郝爱民都合作演出过。在与我的合作中他厚积薄发，展现了他高超的表演技能，造就了他在相声表演中的成就，也造就了我。”

　　这样的评价，情真意切、不可谓不高。

　　“他，一脸的皱纹，一脸的笑。穿着—双布棉鞋，身体稍有一些弯曲，迈着小碎步。大伙儿看他可爱，都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喜爱之情。李文华特别可亲地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那股和蔼劲儿是老北京人特有的：带着热乎劲儿，带着担当不起的自谦劲儿，带着跟您老没见了的劲儿，让人看了心里别提多舒服了。看着他的脸，想着他在台上逗笑的憨厚劲儿，你真得佩服专业相声演员的深厚功底，李文华那么自然地把相声说得像家常话一样，把生活中大家那么熟悉的幽默呈现在舞台上面。”

　　下面的内容，至关重要。对于深入探寻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扇曲径通幽的大门：

　　“李文华在艺术团人好得出奇，大家总爱调侃他，说他最爱说的口头语是‘不容易’。

　　李文华经常说每个人都不容易，领导管那么多人，上面还有管他的，两头都得满意，谁也不能得罪，非常不容易;群众领导让他干什么事，就得去干，有意见提出来，到班组长那儿就给卡住了，心里一肚子气，回到家爱人还不理解，连数落带斥责，孩子小不懂事，但会挖苦人，说你‘干革命25年，连个班长都没混上’，更不容易;司机幵车，那么多车，那么多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一直忙着，警察还老挑毛病，说扣本子就扣本子，太不容易;警察寒冬酷暑在大马路上站着，风里来雨里去，待遇还不高，碰上哪位喝酒多了的把不住舵，十轮大卡车冲着你就来了。纠正个违章，人心向弱，20多个看热闹的不帮助警察主持正义，齐心协力帮助违章的说话，也不容易。李文华提倡大家伙多想别人的不容易，互相都和气点儿。后来，有人给演绎了，说李文华说‘小偷也不容易，又得让人感觉不出来，自己下手还得快，把钱包偷走喽还得赶紧走，不然让人抓住了就是一顿臭揍，不容易’。李文华听了自己都笑了：编这段的也不容易，没当过小偷，还了解小偷的心理，不容易。”

　　我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这一系列的“不容易”，非常生动、具体、朴实地反映出，李文华先生极为真实可贵，内心深处非常柔软、充满理解、同情和爱意的情感世界。

　　完全可以这么说，在李文华的身上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老百姓那种最本质的国民底色：善良忠厚、体谅宽宥、淡定大度、正直豁达……

　　这些一眼望去，“直不隆通白开水、人微言轻聊家常”的内容，反复多看几遍、会突然间悟出一个道理：像李文华先生这样的阅历，虽然社会身份不同，文化学历不高。但是，与那些“识字不识事”的高学历、高位置的人相比，他照样可以称得上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人尖子”……

　　如今，当我们结合这种认知，再仔细地沉入到李文华表演的全过程中、反复耐心地体味他的一系列相声作品。就不难发现，他对社会基层群众拥有一颗极为可贵的同情心。生活中对一系列“不容易”的观察，在彻悟之后都化作了那一颗金子般的“善解人意”!

　　难怪，在他的相声中，那些语气和腔调的运用，即便是对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嘲讽，也是建立在理解和体谅基础之上的善意揶揄，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冷漠与挖苦，更没有恶语伤人的刻薄与歹毒。相反，那些睿智温馨，装傻充憨、极富谐趣的“蔫包袱”，骨子里自有几分温润、宽厚、调侃，乃至甜蜜……

　　为你好，真心为你好!欢乐幽默中、变着法地让你觉悟，教你明白事理、让你好。真是，良苦用心、苍天可鉴!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要想和谐发展，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些大智若愚、豁达宽厚、包容心很强的仁爱长者。这是让历史稳妥有序前进时，必不可少的、健康有益的凝聚力量……

　　而李文华先生恰恰以他建立在“积极人生态度”之上的独到幽默，与姜昆“老少配”、用更便于自由发挥的艺术组合形式，借助“睿智长辈、善意揶揄”，凸显了“巧赞真善美，拂尘假丑恶”的独到优势，达到了用相声的艺术魅力，去呼唤“人际之间，轻松友好、体谅包容”的关系，呼唤“与人为善”的良好社会风气，回来吧、回来吧……

　　面对这种“蔫哏”、“蔫包袱”所散发出的“挡不住的诱惑”，人们感到亲切、感到朴实、感到单纯。让人心里非常踏实、有一种安全感。精神特别放松，无需戒备、没有顾虑，那种纵情欢笑所带来的，是心理上的极度舒坦与敞亮……

　　仔细回想一下，当年，台上台下那种不加掩饰的、真诚而强烈的共鸣与互动，恰恰也是在呼唤社会上曾经一度缺失的，很平凡、很容易，举手之劳就能做到，却很珍贵、很伟大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此时此刻，舞台上的李文华，也就成为了人们心中渴望的那种“伟大人格魅力”的化身。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相由心生”——好人，李文华!

　　一个就在身边、随处可遇、有着无伤大雅小毛病、喜欢跟大家打趣、讨人喜欢的善良之人。

　　我认为，恰恰是这种与中国老百姓有着天然亲近感的优势，构成了李文华先生最本质的“台缘”!

　　而观众特别喜欢李文华的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真心拥戴这位“以睿智、幽默的蔫包袱作为手段”，通过技巧高超、分寸拿捏到位、恰当适度的“社会情绪宣泄”，成为了“人民心声的代言人”!优秀相声作品中，那些毋庸置疑的“人民性”，得到了很好的准确体现和精彩到位的艺术诠释……

　　李文华，一个真正意义上，人见人爱的“大众情人”……

　　《如此照相》以相声的名义，向整个社会提出了既善意又中肯的忠告：远离极左和偏激、回归正常的理性……

　　这既是“含泪的笑”，也是“沉重的笑”、更是“如释重负的笑”、“敞亮的笑”。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惊天历史大潮中，这个最具坚实基础的民意、得到了举国上下人民群众最广泛、最强烈的共鸣与认同。这是“时代性最鲜明”、“思想性最深刻”、“艺术性最巧妙”、“社会性最强烈”，四者水乳交融、“动机与效果之间达到了最理想的完美与统一”的作品。也是中国相声艺术发展史上可遇不可求的“相声极品”。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犹如滚滚春雷一般，迅速在全国的舆论场，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推波助澜之势。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中，永远都抹不去的兴奋而美好的记忆。那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空前绝后”的艺术现象，也是一部足以载入中华民族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史册的“相声绝唱”!

　　相声《如此照相》，之所以能引起巨大而持久的社会反响，时至今日依然令人津津乐道，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能够深刻影响人们政治生活、成为加速社会觉醒和进步的重要艺术力量之一，得以彪炳!其内在的思想和艺术成因，恰恰、也就根植于此……

　　另一个让我耿耿于怀，一心想从《姜昆自述》中寻觅到答案的，则是那个深受欢迎、终于为相声迎来历史性“嬗变”，让厚爱相声的人们为之欢呼雀跃、在《如此照相》获得一等奖的同时，也获得二等奖的相声《诗歌与爱情》。

　　《诗歌与爱情》，充分体现出相声艺术在“文化自觉”上的积极作为，更是自觉不自觉地，从内心深处、完全建立在“文明自豪”的感情基础之上的用心得意之作。

　　究竟为什么?居然成为了中国相声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个再也“可望不可及”的“千古孤案”!

　　似乎，尝试让一些相声“脱俗入雅、迎接新生”的历史性伟大进程，戛然而止。这种严格建立在“符合相声本身内在艺术规律”，观众认可、相声的“学术性”品格得以空前提高的良好苗头和趋势，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猝死”、断崖式地“止步于此”，从今往后、再也难有新的建树!

　　很遗憾、也很可惜，我在《姜昆自述》中，既没有找到任何现成的答案，也没有找到任何有望一探究竟的线索。

　　也许，是我看得不够仔细;也许，是一些弦外之音我没有听出来;也许，是当初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诗歌与爱情》对于相声艺术实现“凤凰涅槃”的意义;也许，他们自身从来就没有把这种“相声的嬗变”太当一回事儿;也许，缺少“相声发展战略”这根弦，并没有把它作为实现“相声发展与提高”，一个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新途径和新方向”来慎重地认真看待……

　　为什么不趁势而为呢，一个能让相声发生质变，迎来脱胎换骨变化的“历史窗口”，就这么一闪而过，最终还是没有抓住，这个时代之谜，实在是让人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同一位作者的两部作品，在《如此照相》获得一等奖的同时，《诗歌与爱情》居然还能被评为二等奖，足见行家里手和相声界的权威们，对这种探索的“认可度”，既是很真实的，也是很高、很高的!

　　应该说，对于这种有益的探索，“并不存在任何外部的障碍和阻力”。极有可能，完全是自己主动放弃的。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非常地可惜，很不一般的遗憾!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书中，有这样几段话，确实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李文华老师患了癌症，离开了舞台，许多人感到遗憾。尤其是研究曲艺理论的人，他们只能从录音上领略李先生的幽默风采。因为我和李文华的相声，大部分只有录音，没有录像。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出个主意，用先前的录音，补现在的录像，把李先生请出来，用对口型的办法，把我们曾经表演过的24段相声再现在电视屏幕上。

　　我们在天津拍摄了两个星期。面对我创作的，而且背得滚瓜烂熟、不知表演了多少次的这24段相声，我呆住了，我为自己这十来斤的小脑瓜子里装这么多词惊住了。我怎么写的?我怎么背的?这么多的词儿，又整出舞台上的那么多的景儿，我怎么过来的?

　　我算了一下，我和李文华老师合作了6年，排演了30段相声。我和唐杰忠合作8年，也排演了近30段相声。我和戴志诚已经合作两年多了，又排了十几段。不算不知道，一算才觉得∶我可够累的。不用夸张的评价，在生活中，我就像一辆一直疾驰的小车。”

　　一年四季去开会 到处奔跑不嫌累 糊里糊涂又一岁 少年变成老前辈

　　——姜昆 丙申年秋月于北京

　　这首打油诗，多少让我有点儿醒过神来……

　　这笔“创作账”一算，让我第一次了解到：原来姜昆先生的创作能力是如此之强，“急就章”之多，对时代脉搏把握之紧，演出之密、政务之繁，紧锣密鼓超负荷，整天奔波是常态。想想也是，还能再说什么呢……

　　再回首当年，《诗歌与爱情》的创作居然能够沉得住气，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搞创作，已经是奇迹了。靠着多年的积累，在古诗词，以及诸多地方剧种和民歌中间“大海捞针”，筛选出适应相声自身表演规律、便于发挥，既符合创作主题，又能相得益彰的素材，实在是太难得了。创作和演出的本身，几乎就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曲艺小百科。

　　不得不说，当《如此照相》获得一等奖的同时，《诗歌与爱情》也获得了二等奖，既是实事求是、名至实归，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殊荣和历史机遇。

　　毫无疑问，它标志着年轻的姜昆先生，其相声创作已经达到了“最为巅峰的状态”。

　　我注意到：在《姜昆自述》的其它章节里，还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诗歌与爱情》在香港演出时有着超过内地、更为热烈的效果。

　　我的分析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观众此时此刻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与以往在大陆演出时的任何一个群体都截然不同。一是，知识储备和对古典文学的基础更强，二是，有着浓郁的“背井离乡”情结，字正腔圆、地道的“曲艺火锅”，百味杂陈、一次尝个够!三是，这个相思相恋的题材，在此时此刻这样一个特殊场合下的特殊观众群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隐喻性”，当香港和内地的同胞相聚时，也有一种“久别胜新婚”的激动。引起共鸣的程度，显得格外强烈，也就完全可以理解，这也构成了人类情感相通的，堪称经典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相声《诗歌与爱情》，就这样、在那个独特的历史节点、在那个独特的地点与场合，幻化为一条光彩夺目、温馨完美，让亲人同胞们终生难忘的情感纽带……

　　对我而言，《姜昆自述》中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点，就是他对央视春晚初创阶段的贡献。

　　那些台前幕后的老照片，定格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记忆清晰、照片模糊，时过境迁、太多太多的感慨，还是留待以后再慢慢说吧……

　　此时，天已放亮，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飘来那熟悉的歌声：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伟哉，相声!

　　时势造英雄，欢声写春秋：当我们整个民族都处在“最渴望笑”的年代，你毫不吝啬地提供了“具有最低社会成本的公共产品”，在“迷茫困惑与纠结惆怅”的浓郁氛围中，尽最大的可能，用“笑”，播撒睿智与豁达，向前看、莫徘徊……

　　伟哉，春晚!

　　当社会处在“浩劫后遗症与改革阵痛双重夹击”的险境之时，你用新颖别致、让人目不暇接的温馨柔情、讽刺与幽默，抚慰心灵创伤、弥合社会裂痕，抛前嫌、凝共识，为社会递上“最受待见”的粘合剂。世界上唯一延续几千年而不断线的华夏文明，那种“自省自愈”的超强社会功能，竟然会被铺展得如此淋漓尽致、妙趣横生，叹为观止!

　　伟哉，欢乐使者!

　　奋斗的时代、难忘的风采，抛向人间都是笑……

　　但愿，但愿，

　　能够早日实现理想：

　　建成那座“神奇语言的魅力殿堂”

　　——中国相声博物馆

　　(文/董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