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器：商战主角贸易宠儿 与东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

19世纪 红黑漆描金人物故事图梳妆盒2 陈家祠藏

刻有“蕃禺”二字的漆奁 广州博物馆藏

云纹漆盘 广州黄花岗 南越国墓出土

清道光 黑漆描金开光绘亭塔山林扇 广东省博物馆藏

割开漆树树皮，收集乳白的汁液，再经过日照、搅拌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流程，就成了“漆”。用这种天然涂料来防护和装饰家具，是古代中国人的独创发明，可以溯源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17世纪，来自东方的漆器在西方市场上成了抢手货，天然漆营造出的光洁、润泽、醇厚的美感，和其他很多东方器物一样，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想象。到广州去，买漆器回来，是众多远洋船长和大班们备忘录上的显要标注。它们是商战的主角，是贸易的宠儿。

“安菲特利特号”

从广州满载漆器回法国

漆艺在中国早在新石器时期已出现，是古代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发明之一。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中原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种植漆树。如我们今天所知，广州东郊螺岗一座秦军人墓葬中出土的盘、奁、耳杯的残迹，是目前所知岭南最早的漆器，说明岭南漆器很可能是随统一岭南的秦军将士传入的。而广州的古称“蕃禺”二字见于考古实物最早的一例，也是被刻在一件汉代漆奁上，1952年由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西村石头岗的一座古墓中发现。

暨南大学教授纪宗安在《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漆与漆艺》中指出：“先秦至秦汉的中国漆艺曾出现过五百年的繁盛期。三世纪以后，青瓷迅猛发展，取代了漆器在日用器皿中的主导位置。但是十四世纪以后，中国漆器出现了装饰的高峰，并作为我国工艺美术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品种，其精美产品和工艺技术远播海外，其艺术价值超过了实用价值，与丝绸、瓷器并立，在享誉世界中构成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美篇章。”

也就是说，漆器在中国古代工艺史上的发展，呈现一个马鞍形的线条。而第二个高峰的发展，与对外贸易、东西文化交流有很密切的关系。

依纪宗安的看法，我国漆器在汉代便与丝织品等特产一道传入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各国和阿拉伯世界，此后又传到欧洲各国，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周边文明形态中，特别是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发展最好。在学习和继承中国漆艺的基础上，当地工匠也创新发展出许多独具特色的工艺，有的后来还反哺中国工匠。

与广州关系比较大的漆器外销，主要对象是欧洲。由于线路的遥远，漆器传入欧洲的时间比较晚，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洛可可风盛行，由于“中国热”的影响，漆器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目前已知，早在17世纪初期，法国王宫中已经有大量的中国家具，当中也包括了漆制品。

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法国王宫在1663-1715年期间，大量采购中国漆器。如中法交往史上著名的航船安菲特利特号，在第二次来华时，就满载漆器而还，令法国国内一时有了“安菲特利特号漆器”的说法。王室的追求带动了社会风气，对于价格高昂的漆器的广泛使用，一些法国精英人士还从经济角度表达出担忧。

第一批中国漆器

大约在16世纪初抵达欧洲

“虽然不能确定漆家具到达欧洲的确切时间，但一份16世纪奥地利Ambras城堡的财物清单（现保存在维也纳某博物馆）已然列出了东方漆家具”，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学者袁宣萍指出，“最早将漆家具运至欧洲的是葡萄牙人，到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最早的漆家具，法国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而英国是通过劫持一艘葡萄牙商船获得的，时间在16世纪末”。

在中国漆器的外销时代，东方漆器在欧洲市场上一直属于奢侈品范畴，并非普通人家可以消费的日用品。由于东方漆家具的流行以及它昂贵的价格，仿制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行业。17世纪初的西方文献中已经零星提到了仿制中国橱柜的活动。正是在初期的仿制基础上，欧洲自己的漆艺也发展起来。

袁宣萍指出，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髹漆作为绅士及上层妇女的业余爱好在社会上流行，“1688年Stalker与Parker的《髹漆论丛》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公布了漆的配方，指导人们如何从事漆艺，并提供‘中国风格’的装饰图案，对欧洲漆绘工艺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时欧洲各国漆艺家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制漆的方法与配方各不相同，在激烈的竞争中推动了欧洲漆艺的发展。比如，比利时的斯帕是欧洲漆器生产的中心，借温泉度假胜地之便，此地也成为本土漆艺向欧洲传播的一个重要地点。著名漆艺家达哥利和他的弟弟以及达哥利的学徒苏耐尔等都是从此地走出，或与此地的漆艺渊源有关。其他各地的漆艺名家还有发明了“马丁漆”的法国人马丁兄弟，记述了清漆制作方法的瓦丁等。

中国漆艺的影响还波及漆器之外。不少17-18世纪欧洲制作的陶瓷、金属制品、纺织品、壁毯上的图案、色瓷也来源于漆绘家具。还有一种方式类似“搭积木”，是一种将中国漆器拆散后重新组装的做法。特别是那些多扇折叠并带有丰富装饰的大型屏风，上岸后常被拆散镶入小型的欧式家具或室内嵌板当中，“中国漆器加上青花瓷装饰，为英国的威廉与玛丽时代（1689-1702）的室内装饰风格带来巨大影响”，学者何振纪指出，“早期欧式的髹饰家具特别闻名的是三位德雷珀斯商人：赫伯特、德诺特及普瓦里埃，包括伯纳德，他们是少数能提供优质东方漆艺的商人。这些商人亦兼具设计制作，他们经常将来自远东的漆箱、漆屏及漆柜进行分拆，再组装成为竖面凸板的板心，其余部分则由本土所产的仿漆艺来装饰”。此外，也有少量家具是欧洲设计好样式后送往中国进行髹饰。

中日漆器竞争欧洲市场

根据现有的资料一些学者认为，最早传入欧洲的东方漆器很可能是日本漆器。如何振纪所言，长崎的漆器从室町时代（1336-1573）已经开始大量出口，尤以华丽的莳绘漆器著称，在中国的鉴藏家群体中也很受珍视。广东的金漆艺术在争夺海外市场过程中，也部分吸收了日本金粉莳绘的工艺手法。葡萄牙人窃据澳门后，日本漆器成为重要的货物。

如前所述，日本早期制漆技术和漆艺从中国传入，时间很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但大规模和较深度的传播，是从汉代开始，在唐代达至高峰，且宋元明清双方交流一直不绝。早期中国漆艺远超日本，明代日式莳绘漆器回流中国，引起漆艺界震动，反过来促进了中国漆艺技术的进步。

日本漆艺传统风格和传统技法在平安后期确立。公元894年，日本废止遣唐使，断绝与中国的官方往来，这被许多人视为日本美术史上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以此为标志，日本美术领域出现全面的“国风化”，也即日本本土风格化倾向。暨南大学学者程红梅指出：“日本官方对漆器制作业的支持是漆艺在日本获得长久生命力的重要条件。”

由于工艺精良、特色鲜明，日本漆器在欧洲市场上有很高声誉。所以中国漆器进入欧洲之后，两个传统的漆艺大国，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17~18世纪，广东已是全国最为有名的漆艺家具制作中心之一。雕漆工艺一般以北京及苏州为贵，而描金则多是来自福建及广东两地，其中又以广东的出产引领一时的风尚。18世纪，中国的广州和日本的长崎占据了输往西方的远东漆器的大宗。17世纪末期，以广器为首，中国的漆器出口已经盖过了日本所出产的“倭漆”，逐渐挤占了出口西方的漆器市场。此后，荷兰开始削减进口日本漆器的订单。中国的外销金漆器在艺术效果上接近日本的莳绘漆器，而且产量巨大，价格也低于“倭漆”，十分适合于日用装潢。18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进口大量中国漆器贩运于欧洲，同时也往日本运去包括“广作”在内的中国漆器。

那么在外销市场争夺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描金漆器技法，是否真的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从日本的莳绘漆器发展而来呢？的确，明代中国漆工杨埙曾经学习了日本的莳绘技法并加以创新，清代宫廷造办处也将描金技法称为“洋漆”或“仿倭漆”。但著名鉴藏家王世襄先生在《髹饰录解读》中曾言：“我国在两千多年前在漆器上就广泛使用描金描银之法”，“描金之法是由中国传往日本的，时间在隋唐之际，或更早。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描金漆器在日本有它的高度发展，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漆工。”可见漆艺和其他工艺门类一样，在中外交流、东西方交流的历程中，都是不断地进行着双向互动。这正是“文化”的魅力所在。（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