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所“吹哨”调解确认一站办结

　　司法所“吹哨”调解确认一站办结

　　北京东城社会矛盾多元调解三联动模式百姓点赞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实习生 　李梓嘉 　文/图

　　“没想到，1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们一大家子搁置了几年的心事，而且一分钱没花。”乔家大院的后人乔佳国(化名)对这次调解之路感慨颇多。而这背后，是北京市东城区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的新实践，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深度融合的诉调对接让司法所实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两个程序无缝衔接，让人民调解高效规范的同时，首次在北京实现街道、社区就可办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几天前，乔家大院的后人来到东城区景山司法所，5位当事人中年龄最长者已年过八旬，最年轻的乔佳国也有66岁了。几位老人的父母过世后没有留下遗嘱，于是几位老人希望通过调解，平分遗产份额。

　　调解开始后，调解员首先进行了信息核实。

　　“被继承人温某与乔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5个子女，即在座的5位申请人，有没有异议？”调解员问。

　　“没有异议。”5位当事人依次回答道。

　　调解工作就此展开。由于前期准备充分，现场调解很快完成，5兄妹决定按份平均继承房产。与此同时，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已经在来调解现场的路上。

　　“为这事，我们跑过公证处，也去过法院。但是，父亲去世时没有死亡证明，我们凑不齐材料，公证这条路走不通。而且，需要继承的房产是城区四合院，房产继承的公证费用很高。咨询法院后得知，诉讼程序需要跑很多次，诉讼费、评估费、测绘费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这事就搁下了。”乔佳国在等待法官的间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东城司法局有这么个创新机制，高兴得一宿没睡，第二天就拿着报纸来了。

　　景山调委会的工作人员接待乔佳国后，将人民调解程序、需要的材料一一告知他，加了微信后嘱咐他，只需要先把相关材料拍照后发到微信里，调解当天把原始材料拿来审查就成。乔佳国并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调委会后，景山诉调对接工作微信群就开始响个不停。

　　“已过世的老人没有死亡证明，只有一张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作单位开的‘改正结论’中提到了病逝时间，可以吗？”

　　“照片显示这个文书上有单位公章，可以用。”

　　“到时候由街道调委会开一个调查令，去民政部门查一下当事人母亲的再婚情况就可以了。”

　　记者通过景山司法所所长冉翠微的手机看到，调解员和法官类似的对话在微信群里足足有上百条。

　　不久，法官冯晓光背着国徽，带着法袍来到调解委员会。他将法槌、证据一一在桌上摆好，将国徽立在身后的柜子上。此时，调委会人员将刚刚调解后生成的协议书递给冯晓光。材料审核完成并进行现场问询后，冯晓光说：“刚刚各方已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法院对协议一经司法确认就将产生法律效力，母亲名下的房产将由各位共同继承。”他同时提醒，办理产权证过户时除了带着人民调解协议书外，别忘了带上法院的司法确认裁定书。

　　“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这些问题困扰了他们很多年。终于解决了，我们也很欣慰。”冉翠微说，两个月来，景山调委会已处理了多起类似案件，从调解前的微信群审核材料，到调解时的高效结案，真正做到老百姓解决问题不花一分钱、不多跑一趟腿。

　　据了解，东城区目前已在景山司法所、东四司法所、北新桥司法所、建国门大雅宝社区调委会等7地设立了诉调对接工作站，开展“一站式”人民调解和司法确认工作。从今年3月开展服务至今，共调解204件并完成了司法确认。东城区成为北京首个在街道、社区就可以做司法确认的区。

　　“之所以能实现基层调解‘一站式’,源于打破行政、司法、自治三大体制的壁垒，建立‘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法官’的三联动调解模式，形成司法局、法院、街道、社区、调委会为主体的‘五位一体’新型调解格局。”东城区司法局副局长姜铁良说，除了基层调委会接到的矛盾纠纷，法院也会将适合调解的案件委托给街道级或社区级调委会，指派法官走进基层协助调解员开展调解，进行现场司法确认。此外，为保障调解质量和效率，东城司法局主动引进“外援”，通过社区法律顾问制度，将177个社区的律师纳入特约调解员队伍，将公证员引入顾问名单，介入相关案件的调解工作。

　　“当前社区矛盾呈‘金字塔’型结构，塔顶的矛盾往往复杂，更多的需要到法院进行审理，而塔顶下方是数量众多的小矛盾，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工作引导社会矛盾纠纷做扁平化处理。”姜铁良说，通过跨界合作、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将促进相关部门对辖区的矛盾纠纷分析更全面客观，提高矛盾排查的针对性，做到矛盾纠纷存量减少、变量消失，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