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读本”的独特意义

丹心融照左邻右舍，读本放飞理想风筝——2019年7月16日，苏叔阳先生告别了读者与观众。得知消息，笔者很难受。

虽然未曾谋面，但读着《丹心谱》上大一，朗诵《夕照街》教大一，几十年讲现当代文学，心中的敬佩与感激早已深深扎根。

他说自己“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不是自谦，甚至不无自豪。邓拓先生有一方印，刻“赤子之心不可无”，此之谓也。读他的《中国读本》，我首先想到的是古人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同时也想到了卢梭的教育名著《爱弥儿》。崇尚“自然教育”的卢梭说：“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教师应该是年轻的，而且，一个聪慧的人能够多么年轻就多么年轻。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他本人就是孩子，希望他能够成为他的学生的伙伴，在分享他的欢乐的过程中赢得他的信任。”苏叔阳做过大学教师，他的年轻与智慧都不曾张扬。

回忆苏叔阳作品，《丹心谱》的强烈时代感与是非观、对奸佞小人的睥睨，《夕照街》里“京味”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让人舒服的“大团圆”结局，《左邻右舍》里的正义感与大变革之际的人性展示，无不让人深思，让人感奋。其创作历程，细细思之，归根结底，还是白居易《与元九书》里那句老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诸多严肃话题、严肃荧屏节目渐渐被娱乐化解读，文学创作在“退回内心”的旗帜下，一步步被“个人写作”边缘化。“时尚”二字，常常被理解为耗费性、以自身为目的、为娱乐而娱乐直至“娱乐至死”。在新时期，以“伤痕”“反思”“改革”的重大主题“干预生活”的题材全线退缩的局面下，苏叔阳的重要性越发显现。因此，当有人问起“苏叔阳这样的大作家，为什么写起了通俗的《中国读本》”——潜台词是“大作家是不是江郎才尽了”——笔者想说：那正是“赤子作家”的严肃选择。

鲁迅先生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这是直面中国、捍卫中国的原则。但是，新文化运动兴起至今的百年之中，从自然风貌、历史进程、文化赓续、哲学内涵、经济影响、艺术品味、生活习俗诸方面介绍“中国人之中国”的文字，却是少而又少，更不必说让老少同胞喜闻乐见的“读本”。百度一下，《中国读本》这本获国家图书大奖与“联合国艺术贡献奖”的、发行量超过1500万册而被译成十余种外文的、面向青少年而有不同版本的、被誉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发现中国、读懂中国的好读本”的著作，却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可以免费下载的版本。这种“简单的忘却”与“严肃的遗憾”，在苏叔阳先生驭鹤之际尤其显得严肃。

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之后，认为所谓的哲学问题已被解决，于是，怀着贵族式的热忱前往奥地利南部山区，投入“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作为小学老师，他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编辑一本《小学生的字典》，即最为简要的“文化读本”。而《美国读本》则是一部“作品选”：编者找了影响广泛且将会百代流传的200多篇诗歌、歌词、政论、演讲等，以便让后人了解美国文化和历史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单兵作战的苏叔阳，要写出高屋建瓴且通俗易懂的“读本”，广度、深度、尺度、角度、工程量都非同小可，弄不好就是“出力不讨好”。开了“家庭会”而得到亲人首肯之后，苏叔阳已然开始了“普及版读本”的写作。严格地说，这是比写剧本、小说难度大得多的挑战。不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支撑，没有“白天上班，晚上就光着膀子，在桌子上写作”的敬业传统，哪里会有今天的“读本”！

剧作家特有的“细节敏感”与“戏剧期待”积累，成就了这位“读本作家”。例如，他写的“长江文化·和氏璧”一节：“大约是希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兴起以后不久，中国的一个诸侯国楚国（今湖北一带），有个平民叫做卞和的人，在荆山发现了一块被砺石包裹的璞玉，便去献给楚王。楚王请玉匠鉴定，玉匠说这是一块石头。楚王大怒，就砍去了卞和的左脚。楚王死后，武王继位。卞和又把璞玉献给武王，又被说成是用普通石头伪称玉石。武王又砍去了卞和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继位。卞和抱着璞玉在荆山大哭，三天三夜，泪水变成了血水。他说：‘失去双脚固然可悲，但无人识得真玉，才更令人悲伤。’文王听说，就叫人凿去璞玉外面的砺石，里面果然是价值连城、晶莹剔透的玉。文王便命人制作成一面玉璧（圆形，扁而薄），成为国宝。这便是‘和氏璧’。后来许多诸侯为争夺此璧，征战不休，以后沦落何方就杳无消息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以荆山玉石和金、银、铜配伍制成奖牌，让这令人动情的故事更具有了勇气和毅力的精神，鼓舞人们‘更快、更高、更强’。”

寥寥三百余字，从古希腊到北京，从传说到现实，以奥林匹克起笔，以北京奥运落笔，把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务实人格与暴君的愚蠢写得栩栩如生。所以，媒体称“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解说词出自他手”，坊间不该感到惊奇。

“平生德义人间诵，身后何劳更立碑。”苏叔阳一身的“高级”头衔，一堆的“大奖”，他却像自己笔下的小人物一样平凡。他说自己“在文学上缺乏自信”，“唯一有点儿底气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便是写人，写活人，活写人；第二，写我们民族的生活和心灵”。

他做到了，做好了。他完全可以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出一句话而后静静地长眠：“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