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在困境中长成赞恩的可能性

　　《何以为家》： 在困境中长成赞恩的可能性

　　在《复联4》的“雪暴”之下，国产片折戟沉沙，一部黎巴嫩小成本电影《何以为家》却获得了逆袭。

　　《何以为家》再次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动人力量。电影从一个庭审现场开始，一位黎巴嫩社会底层12岁男孩赞恩将父母告上法庭，理由是：他们生了我。这部电影让我想起《苦儿流浪记》或者《三毛流浪记》，都是以“失去家庭”的儿童视角展开一幅人世间的苦难浮世绘。几个月前，影院还上映过一部中东类似题材的动画电影《养家之人》。要感谢电影主管部门对于引进电影的选择越来越多元化了，既让我们知道《复联4》的超级英雄拯救了地球一半人的生命，也让我们了解地球上有一些孩子是这样在“活着”。

　　《何以为家》用了一个接一个跟踪式的长镜头，晃动的摄像机不加矫饰，甚至刻意地去“美学化”，制造出一种真实和记录的视觉效果。瘦弱的男孩赞恩遭遇的一重又一重的苦难和反抗给人无边的心酸、压抑和无力感。这部电影曾获得第71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第76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提名。虽然赚得很多赞誉和眼泪，但同样也有人批评该片女导演娜丁·拉巴基是在“贩卖苦难”，认为这是一部“投机取巧”的电影节电影。

　　当然，娜丁·拉巴基可以不必理会这些。就像法庭上赞恩母亲和赞恩的女律师对质时所说的：我们是如何活着的？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的确，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最有资格讲述自己故事的人。电影中，导演还用了一些场景表达了对外来者(白人拯救主义)的不以为然。监狱中来了一群白人探访者，他们弹着吉他唱着歌，带着好奇又笑又跳地向监狱里的人们伸出慰问之手，希望狱中的人们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忘记苦难。栅栏另一侧，不管是迎着音乐跳舞的人，还是冷漠呆滞坐着的人，以及沉浸在自己痛苦中的拉希尔，都无人与这些探访者“互动”。

　　第三世界叙事或中东叙事常常需要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不在“被看”中成为“别人”。《何以为家》努力在做，它试图讲出自己的故事，也试图屏蔽掉已有的(西方化)方案，给出其他解决方案。但是，客观地说，电影中的“拯救与觉醒”来得太过简单、直接和轻飘。片中因入狱失去自由的赞恩却获得了看电视的权利。电视作为一种外界的文明力量，唤醒了赞恩。于是他打电话热线要求状告他的父母。在法庭上，赞恩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请那些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父母，不要再生孩子了。与其说这是赞恩的控诉，不如说他是帮助导演说出电影的“主旨”，或者说，这是一位阿拉伯女性导演能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和呼吁——不依赖宗教、不依靠外来力量，仅靠人性的光辉，靠与生俱来的善良、勇敢和本能，实现自我觉醒，获得救赎和改变。

　　但是，感动之余，观众会困惑的是，像赞恩这样勇敢、善良、有责任感，没有偏见的，以一己之力对抗世界的完美的12岁男孩，是否真实？在同样的政治、宗教与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赞恩，蝼蚁一般活着的赞恩，不被成人世界“腐蚀”的可能性有多高？他是如何成长为完全与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妹夫”不一样的人的？仅仅因为他还只是一个男孩吗？……

　　片尾片花中我们看到，本色出演自己的小男孩赞恩获得了身份，进了学校，他们一家也因此到了挪威，改变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导演大约很矛盾，因为放出这段片花安慰了观众的同情心，但又弱化了电影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力量。　　　　　　　　　马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