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代永葆真诚的热情（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

　　开栏的话：70年来，文学期刊的历史和命运与整个新中国的历史和命运同频共振，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期刊迎来黄金时代。我们从今天起开设“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栏目，通过走访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主编，全面客观地检视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呼吁文学期刊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时代的蓬勃发展中，敬请关注。

　　何 平：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你能谈谈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文学》所做出的时代担当吗？

　　施战军：时代担当，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创刊的《人民文学》的必然要求，所发表的重要作品是体现担当的最好说明，同时，每个时代的担当也成为了文学史担当。建设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上提到的“十七年文学”的大部分代表作，都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1976年复刊后，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的巨大争议为改革开放时代到来做了更早的思想解放的舆论准备，后来他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引起强烈的冲击波，从而使改革文学成为时代的文学强音。《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也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新时期之初，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宗璞的《弦上的梦》、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蒙的《春之声》、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何士光的《乡场上》、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等，还有长篇小说比如老舍遗作《正红旗下》、姚雪垠的《李自成》，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曹禺的剧本《王昭君》都发表于这个时期的《人民文学》。

　　青年作家迭代推出，更是《人民文学》一直拥有的生动景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的先锋文学探索，《人民文学》发表的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莫言《红高粱》等就是给文学史留下的不容忽视的代表作。即便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90年代，谈歌的《大厂》等重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形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刘震云从短篇小说《塔铺》到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米》到长篇小说《推拿》……从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报告文学奖到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如果从原发刊物角度统计，《人民文学》肯定不少。

　　新时代，新担当，如今我们更注重发掘、引导和编发与火热而复杂的现实生活身心共振的作品，比如《生命册》《主角》《高腔》《海边春秋》《经山海》《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等等，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同时，抓好现实题材创作，鼓励作家用行动的深入度、眼光的明敏度、内心的温热度来造就笔下的高度、深度、厚度和宽度，努力让所发表的作品体现“四力”。

　　何 平：我查了一下，《人民文学》创刊号茅盾先生《发刊词》有这样的话：“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70年后再读茅盾这些话，你怎么看茅盾说的“人民文学”？

　　施战军：茅盾先生的话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办刊应该遵循的。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我们既有重点栏目的体现，也在总体上围绕这个主线，为新中国、新时代担当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何 平：你现在提出“有时代担当”“现实感”，显然有“重提”和“重申”的意味。如果我们意识到你不仅是一位文学期刊主编，而且是一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文学现场有广泛影响的批评家，这样的“重提”和“重申”肯定是基于对当下文学某些方面缺失的观察。换句话说，是批评家的声音。作为资深的批评家，你对当下文学怎么看？

　　施战军：当下文学，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现实、梦想、科幻、自然、人情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清晰，哪个不是有着个性思虑、族群命运、现实精神、家国情怀、天下忧患、世界探索、宇宙憧憬？但是心地诚实和真切表达，还应是起码的基础素质。但也有的写作者的参照系就是身边或者认识的几个写作同人，每当在自己暗暗进行的周边比较中胜出，就正告编辑说：我写了天下第一的巨作，你如果不认可就是你对世界文学的损伤。再比如，他干脆既不看当前的作品，更不屑了解现实生活，声称早已不在人世的经典作家才有资格与之对话，于是每写出一个作品，都会神秘又坚定地训教你：如果你不认可就是对文学史的背叛。我最近重读程永新老师的专著《一个人的文学史》，非常佩服，只是还有点期待，他应该专门设一个章节，写写在编辑生涯中巧遇的一类写作人——那些沉浸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文学史”里的“超诺奖天才”。

　　仅仅从“现实题材”层面说，我们在来稿中发现，文稿所写的“现实”与“现场”有明显出入，构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名为“当下”的叙写，其实是十年八年之前的故事，自己神宅于阁楼之上，以“慢”为傲，“梦里不知人换世，买珠犹自说京华”。对时世的客观了解和深度认知，也是文学的责任所在。如果相关题材作品里看不到基层治理的实际、新基本矛盾的存在和新人的成长，仍遍布着胡挖乱采的山地、活跃着弄权欺民的村长……如果编辑也不“较真”，刊物版面就会被这样的作品滥砍盗伐。无论做批评家还是当编辑，对时代中的世情人心永葆真诚认知的热情和行动，有时候比读书看稿件重要得多。

　　何 平：再看你之前的《人民文学》历任主编，他们要么是和你一样的批评家，要么是诗人、小说家，这可能也是《人民文学》和其他文学期刊不一样的地方。这种“复合”身份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人民文学》的刊物传统？你觉得批评家办刊物会不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办刊视野？

　　施战军：前辈主编都是大家，都是榜样。前辈们是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学问家，但是从《人民文学》角度看，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是编辑家。不说太远的吧，小说家王蒙、刘心武主编时期，刊物中评论文字很活跃；批评家李敬泽主编时期，刊物上的评论文字很少。这些都很难简单地看作编辑家之前某个身份的影响。其实，相对于创作来说，编辑过程是最早也是最严的批评活动，不仅体现在稿签中，还体现在与作者交流修改意见和具体的编校程序之中，尽管不一定能留下多少批评文字，但编辑所为，是付诸行动甚至深植作品中最深入最实在的批评。批评家未必能有机会成为编辑家，但编辑家一定是批评家。

　　何 平：作家有所谓“文学史中的写作”的说法，作为办刊时间这么长的一家文学期刊主编，你的办刊实践也可以说是“刊物史的办刊”。“刊物史的办刊”不只是因袭传统，而且要创造和生长出新传统，你是怎么做的？

　　施战军：4年前，《人民日报》也对我有过一次访谈，题目是《摆渡经典入瀚史》。我当主编从2012年4月开始，马上就整整7年了。想想这些年，一直努力去做到的大概是这8个字：稳中求进，守正创新。

　　常规的栏目比如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非虚构、诗歌、新浪潮等都一直保留，并力图把各体裁最好的作品能够在《人民文学》刊出。当然，新尝试不是没有，比如曾编发两次“科幻文学辑”、两次“武侠文学辑”，反响还都不错。每年第八期基本上是军旅文学专号，第六期以少儿文学为主。今年仍然是这样，今年的特色，主线是与新中国70年相关的精选细编的现实题材作品，还有科幻长中短篇作品、自然主题多体裁文学专辑等。

　　何 平：记得创刊60周年的2009年第7期《人民文学》600期专号是一个青年作家专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的主编李敬泽说：“文学期刊要改革，要有弹性。”事实上，我们看《人民文学》办刊史一直以“培养新的文学力量”为己任。当然，我理解的“培养新的文学力量”不仅仅是发现青年写作者，还有对新文学生态的培育。套用“人设”这个词，现在这么多刊物，《人民文学》办成怎样的刊物是有自己的“刊设”的，这既是传统使然，也是当下的审慎选择。怎样的作者尤其是年轻作者，能进入你们的编辑视野？你们会为他们做什么事？

　　施战军：对热情支持我们的作者，我们首先抱以感激之情，也有多次来稿而没能用的作者成了我们的朋友，他们也出了很多好主意。仅靠来料加工肯定是不够的。发现了一个年轻人的好作品当然是特别开心的事，如果从未刊稿上发现一株好苗子，那更高兴。编辑参与年轻作家的文学成长，已经不是新鲜事，却一直是一个极好的传统，也在新时代得到了传承发扬。文学新人是我们的活力征象，“新浪潮”栏目是专门给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年轻人的，“90后”栏目开设较早，好几个后来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第一篇作品发表于此。时不时我们还会有青年小说家专辑、青年诗人专辑推出。

　　怎样的年轻作者与《人民文学》缘分更近呢？其实也没有一定之规，自然率真而不自骄任性、撒欢而不撒娇、首先写给同代人看的而不是向父兄辈模仿讨好的，都欢迎。无论多大年龄，有个性很重要，活气和热力、具备写作的大格局和对人与世界的整全性认知的自觉，更是非常重要的。

　　何 平：在做《人民文学》主编之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你就参与文学期刊的策划，比如“70后作家”“联网四重奏”等等，在当时和对当代文学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你当时做这些的时候正值世纪末所谓“文学期刊危机”甚至喊出“必须保卫文学期刊”的时代。现在20年过去了，你觉得文学生态、期刊形势、文学媒介、世界文学格局、文学观念等等又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人民文学》肯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你们的“有所为”？什么是你们的“有所不为”？

　　施战军：我上世纪90年代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时，先后兼做过《东方讯报》（现在的《齐鲁周刊》）副刊、《作家报》《时代文学》的编辑，那个年代编辑是集编稿、画版、校对于一身，相当锻炼人。之后也在教书之余主编过一些文学丛书。还专门主持过一个研究《人民文学》历史的科研项目。当时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来到《人民文学》工作。

　　20年前的文学期刊低落期，我也算是亲历者，现在更是期刊回暖的亲历者。如今无论大环境还是具体条件，都是文学发展的大好时期。《人民文学》的外文版2011年试刊，2012年正式出刊，是英文版《路灯》，十八大后开始扩语种，聚拢外国优秀译者组成不同语种的翻译专家团队，同样以认真严谨的态度编选审校，不负时代。比如我们在刘慈欣获雨果奖之前，英文版出了一期“未来”主题专刊，诸多国内科幻文学活跃作家的作品几乎是第一次被翻译成外语，这一本很快就售罄，如今已经成了收藏品，其他语种也纷纷以“未来”或“中国科幻文学”为主题翻译出版，也很受欢迎。十九大之后已经有10个语种，并有7个语种在世界许多地方很好的出版机构实现了落地出版。不少年轻作家就是通过我们的外文版被国外读者所了解，并在国外版权和作品推介上得到更多机缘。它的延伸效果是让国外读者更多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庞大、作品审美形态的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考的通约性，进而达到从“走出去”到中国文学与各区域各语种世界文学对话互融格局的形成，以文学方式“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文学》一直是中国故事、时代精神的文学载体，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就是珍惜时代机遇，把握时代特质，保持敏锐，涵纳丰富，积累厚重，对文学史负责，始终为人民而办刊。